명지대학교 명예교수로 거란사 전공이다. 국립대만대학과 단국대학교 대학원에서 거란사를 전공하여 문학박사 학위를 받았다. 저서로는 《契丹的東北政策》, 《요금사 연구》, 《거란 동방경략사 연구》, 《거란사회문화사론》, 《韓中關係史硏究論叢》, 《고려시대 대외관계사 연구》, 《국역 요사》(공역) 등 다수가 있다.

임진, 정유왜화와 명의 대조선 관계, 18세기 후반 조 선 지식인 박지원의 대외 인식, 중국과 조선의 천주교수용 비교, 호란과 조선의 대명.청 관계의 변천 등 명청시대 중국과 조선의 관계를 살핀 연구서.

《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》將韓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史分為古代、高麗、朝鮮、近代等四篇進行敘述，旨在究明各時期圍繞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，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半島內部政治的變化和發展情況。 本書《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（高麗篇）》跳出國家之間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的單一框架，試圖闡述高麗的傳統外交活動是如何讓高麗這一「國家地位」能在周邊國家獲得高於實際的評價和威望。本書將高麗的外交史劃分為十個主題，除高麗外交史總論，亦根據不同時期分為五代十國、契丹（遼）、宋朝、金朝、蒙古和元、明朝等與高麗建立朝貢冊封關係的國家，以及日本、女真等外交地位與高麗對等或稍低的周邊國家及民族。

「朝貢體系」論主要是從中國政治儀禮的朝貢制度來理解中國的傳統「外交」體系，並進一步推衍到通商制度，因而稱中國傳統的「外交」體系為「朝貢體系」，稱中國的傳通商制度為「朝貢貿易」，為了檢視其假說是否符合史實，也必須以外政和通商制度作為重新研究的課題。事實上清朝中國的對外關係原則，存在著政治與通商可以分離而不相干涉的空間，因此筆者在第一部中先以清朝的通商制度作為研究課題，重新爬梳史料，以史實建構出中國自宋代至清代的固有通商制度之歷史實像；在第二部中，筆者再以清朝的外政秩序作為研究課題，以史實建構出清朝中國固有外政制度及世界觀的歷史實像。通過對於通商制度與外政秩序的建構，來破除「朝貢體系」論的種種謬論。

「朝貢體系」論主要是從中國政治儀禮的朝貢制度來理解中國的傳統「外交」體系，並進一步推衍到通商制度，因而稱中國傳統的「外交」體系為「朝貢體系」，稱中國的傳通商制度為「朝貢貿易」，為了檢視其假說是否符合史實，也必須以外政和通商制度作為重新研究的課題。事實上清朝中國的對外關係原則，存在著政治與通商可以分離而不相干涉的空間，因此筆者在第一部中先以清朝的通商制度作為研究課題，重新爬梳史料，以史實建構出中國自宋代至清代的固有通商制度之歷史實像；在第二部中，筆者再以清朝的外政秩序作為研究課題，以史實建構出清朝中國固有外政制度及世界觀的歷史實像。通過對於通商制度與外政秩序的建構，來破除「朝貢體系」論的種種謬論。

本書所收錄的十篇論文，探討隋代政治上的傳位問題、唐高祖建唐過程中與東突厥關係、唐太宗時期所發生的「渭水事件」與「九成宮事件」、「皇帝．天可汗」與「桃花石」名稱釋義、唐代羈縻府州制度、隋唐兩代輟朝制度、隋朝涉外制度和朝鮮半島國際關係、東突厥啟民可汗阿史那染干的身分等問題，涉及範圍涵蓋隋唐時期的政治史、制度史以及對外關係史。作者或修正前人時賢論點，或提出以往研究未曾發覆之論，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。

本書所收錄的十篇論文，探討隋代政治上的傳位問題、唐高祖建唐過程中與東突厥關係、唐太宗時期所發生的「渭水事件」與「九成宮事件」、「皇帝．天可汗」與「桃花石」名稱釋義、唐代羈縻府州制度、隋唐兩代輟朝制度、隋朝涉外制度和朝鮮半島國際關係、東突厥啟民可汗阿史那染干的身分等問題，涉及範圍涵蓋隋唐時期的政治史、制度史以及對外關係史。作者或修正前人時賢論點，或提出以往研究未曾發覆之論，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。

為什麼要從「日華、日台雙重關係」來理解戰後的台日關係？ 七二年體制的困境、冷戰下的兩個中國、釣魚台列嶼爭端、台海飛彈危機……又是如何影響當時及其後的台日關係？ 日本與台灣相隔最近之處大約僅有100公里。雙方的經貿關係和人員往來十分密切。日本曾經對台灣進行過殖民統治，戰後統治台灣的是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，他們在1945年以前又是與日本進行戰爭的對手。無論是日華關係或是日台關係，都是理解東亞國際關係的時候，無法忽視的重要的雙邊關係。雙方雖然都存在著作為鄰居常有的「很了解對方」的錯覺，但實際情況卻是雙方缺乏理解彼此的基礎知識，也存在著許多誤解。另外還可以發現，身為第三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良好的日台關係，傾向做出負面的評價。 為了理解日台關係，最重要的就是應該要先有一個相當於指南的海圖，也就是基礎的日台關係的書籍。本書的目的就在於，不僅從雙...(展开全部)

宋徽宗為減輕當時北方遼、金等國之壓力，採聯合高麗政策，可是兩國間之關係，始終受遼之影響而時好時壞，因此雙方曾有兩次斷交、復交，北宋與高麗兩國聯合以制遼應為外交上之主要目標。至於高麗與南宋之關係，基本上仍繼承北宋時期之良好關係，但因金國之影響，時斷時續，遂使兩國正式的外交關係漸趨於間歇性，而以經濟、文化的關係較為頻繁。總之，高麗的外交政策，始終是採取先觀察宋遼或宋金之政情變化後才決定的。

宋徽宗為減輕當時北方遼、金等國之壓力，採聯合高麗政策，可是兩國間之關係，始終受遼之影響而時好時壞，因此雙方曾有兩次斷交、復交，北宋與高麗兩國聯合以制遼應為外交上之主要目標。至於高麗與南宋之關係，基本上仍繼承北宋時期之良好關係，但因金國之影響，時斷時續，遂使兩國正式的外交關係漸趨於間歇性，而以經濟、文化的關係較為頻繁。總之，高麗的外交政策，始終是採取先觀察宋遼或宋金之政情變化後才決定的。